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葛剑雄教授就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复旦大学本地招生比例从10%扩大到40%，就是因为实行省部共建，主管部门给复旦大学拿6个亿，上海也拿出6个亿，这样就要提高本地招收的比例。”“在一些沿海省市，有时候，地方政府对部属院校的投资有时候比教育部还多。”《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中这样提到。

　　部属高校则以提高当地录取比例的方式，对地方政府的付出给予回报。回报的具体内容，大都在高校、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签订的共建协议中明确规定。南京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赵鸣曾表示，部属高校本地化的主要原因就是省部共建，“南京大学是教育部与江苏省省部共建的高校，江苏省给我们的支持很大，由此产生的压力也很大。我们当然愿意在其他生源质量好的省份增加招生名额，但江苏省与我校的共建协议中，有一条就明确要求增加对本地的招生。”

　　而另一方面，近几年盛行的部属高校和本地院校合并风潮，也是造成部属高校本地生源比例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上海交通大学招生办常务副主任陶正苏在新浪聊天室里答网友问时谈到：“我们交大比较注重在全国的招生，所以我们上海市的招生，基本就是30%多，但这两年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就是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交大校本部和原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合并，组成一个新的上海交通大学。这个医学院原来是上海市的市属学校，所以大部分的招生计划是上海的，这样合起来，感觉有近40%的上海招生名额。”

　　部属高校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心理：从生源质量的角度上讲，学校当然希望能适当提高在省外——尤其是生源较好地区的招生比例；但“省部共建”以来，逐年提高所在地生源的招生比例已经成为部属高校的共识，这样可以从地方争取更多支持。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在公开场合建议：在部属高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上，可以引入法律程序，以便为双方之间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机制。他还指出，从学校角度看，大学办学要拓宽经费渠道，如果把主要办学经费来源寄托在政府身上，必然导致学校对政府的依赖，或者导致学校发展严重受到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从政府角度看，应给大学获取资源创造条件，这就必须打破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建立高等教育的多元发展模式。

　　上海市人大代表、同济大学校长裴刚也深有感触，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在观念上有所改变：“同济是全国的同济，我们当然希望多在外地招生”。他表示，其实为上海服务并不是简单地在上海多招生，因为学校培养的人才也可以留在上海为上海服务。他希望上海市以外的生源越来越多，因为这样“也可以体现上海海纳百川的精神，聚集更多更优秀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