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晓死之后，又会在某一刻坚定地知道为何而死。此时的态度，会分化出两条道路来。一为只看到自己，一为还看到别人。约翰·堂恩说：“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你的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这是影响我一生的话，我知道了自己来自哪里，归向何处，为何而死。

    中国散文之最———《史记·刺客列传》里，记叙了几种壮美的死，最关键的，点出了他们为何而死。豫让死前说：“士为知己者死。”聂政、专诸、荆轲莫不如此。这是中国典型的报恩。

    王国维是为报文化之命而死，国可破，文化不可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中国文化，从《诗经》的源头到王国维———最后一个托命之人，经过多少流变。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陶渊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千百年来，已经形成集体无意识，沉淀到我们的精神深处。他们承托文化之命而生，为文化而死。

    死如此静默，引起我们无限想象；死如此静穆，引起我们无限恐惧。我相信，没有人不怕死，怕死是人的本性。有史以来，所谓不怕死的，不是神经病，就是亡命之徒。亡命之徒，临死时候处于极度亢奋状态，高峰体验，一时也就忘记了死的感觉。

    还有为信仰而死，信仰给他们无限的精神力量，战胜对死亡的恐惧。于是，他们能慷慨赴死。瞿秋白临死，选了块好地，说：“此地甚好，拿酒来！”谭嗣同是主动赴死，“死得其所，快哉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