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毛泽东回答得非常干脆、毫不含糊：“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这一代伟人为我们共产党长期执政，保持生机和活力，跳出和打破历代统治王朝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思考出一条出路，这就是走民主执政之路，走民主监督之路。他们认识到必须强化对党所掌握的公共权力的监督，监督，是民主执政的关键。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70年，毛与黄的对话仍然历历在耳，但民主监督之实效实难令领导层和老百姓完全满意，反腐败和民主监督仍旧是任重道远。

　　毛泽东曾自信地说，新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笔者理解毛泽东指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再加上干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可以实现人民民主了。在五、六十年代的开国之初的确出现了干部风气整体较为清廉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各种观念碰撞，物质等诱惑增多，再加上干部监督机制还在不断完善健全中，就目前来看，腐败问题已不能用“个别”或“局部”来评价。

　　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认为各地高官被发现腐败问题，多是被其他案件牵连暴露的。很多贪官落马，基本属于“意外”。此言并非危言耸听，近年来落马的贪官有被小偷“偷”出来的，有丢东西“丢”出来的，有被人敲诈“敲”出来的，有嫖娼“嫖”出来的，还有包二奶“包”出来的，更多的则是被“牵”出来的。近几年查处的案件，往往由一个“硕鼠”牵出一窝“腐鼠”。

　　贪官“意外”落马，就意味着如果不出这些“意外”，那么这些贪官仍然是“好干部”，一方面，他们仍然会坐在会场的主席台上，一脸严肃地讲着反腐倡廉的大道理，甚至一本正经地介绍着自己“清正廉洁”的先进事迹，因而很可能边腐边升；另一方面，他们决不会“立地成佛”，还会继续利用手中的权力，大伸其手，捞取钱财，赚得盆溢钵满。贪官“意外”落马，还助长了贪官的侥幸心理，甚至连落马贪官也“愤愤不平”：一些贪绩比我严重的人多的是，为何就摊上我被抓？
贪官“意外”落马，暴露出现有腐败监督机制的软肋。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有这样一段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还有一位近代英国勋爵教授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监督的起点在于，任何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必须从坏处着眼，绝对不能从“美好愿望”出发。由此，监督便成为民主政治之必然。这就像机场的安检制度安排一样，并不是所有乘客都藏有武器、都是劫机犯，但是，全体乘客都必须毫无例外地通过安全检查。即是这样仍然发生事件，何况现在监督还存在很大的漏洞和缺失。从这个意义上说，监督是民主政治的底线和生命线。

　　我们传统执政体制设计理念的出发点首先认定，官员们都是人民的公仆，都是大公无私的，并把职务和觉悟划等号。所以，现行监督机制本质上是自上而下的，上级监督下级，干部监督群众。普通群众那有权力监督干部和政府呢？而权力越大相反监督就起少。特别是地方、部门的一把手，还有高级领导,长期处在监督的真空和缺失中。

　　因此，监督机制需要健全完善。把上级监督下级，完善为上下级互相监督；领导监督群众，完善为群众领导互相监督；改变少数人监督多数人为多数人监督少数人。这样，人民群众有了监督权，才能使我们党的干部真正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这才是民主执政的真谛。

　　作为现代政治文明重要内容的权力监督机制的实现和真正发挥，必须有政治透明这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列宁语“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这说明，在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中运行的各种权力，必须有必要的透明度，而不允许是秘密的或者说是不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因为在一个实行愚民政策的、政治神秘化的社会环境里，任何一种权力运作都是无法受到有效监督的，列宁语“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在党和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我们的监督归根到底是人民的监督，人民监督体现人民主权的原则。所以，政务公开、党务公开，都是民主监督的必然要求。

　　但是只有公开透明不是远近不够的，还需要真正意义上廉政督察机构，让官员闻之胆寒，不敢腐败。香港过去警方与黑社会关系密切，导致了七十年代的市民“廉政风暴”，后构建“廉政公署”，现在香港是世界上公认的廉政地区。

　　苏州副市长姜人杰的落马，打破了“苏州百官共廉”的大合唱，扯去了去年11月底以来，国内各大主流媒体相继报道和解读苏州市“百官共廉”经验招牌，苏州廉政经验为什么不管用？只靠干部们提高素质和营造廉政氛围也是不够的。

　　我们现在通过已经暴露的腐败案件看到，大量的贪官污吏，在所谓“腐败潜伏期”期间，明目张胆地贪污，明目张胆地包二奶、三奶，明目张胆地违反中纪委规定，为妻子、子女、亲属经商提供各种便利条件，明目张胆地侵吞巨额资产……人们不禁疑惑：民间已是路人皆知的腐败，但上级领导却不知，腐败明显凸现怎么能叫“腐败潜伏期”？

　　在香港，97%以上的腐败案件是通过市民举报发现的，而我们的高官腐败案案件中，绝大多数是被犯事人牵连出来的。不是群众对腐败不痛恨、不想举报，而是举报太难，而且能起到作用的极少。还是就是对举报人的保护欠缺，举报的风险太大，郭光允就是“样本”。这位普通公民8年来坚持不懈地举报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为此被开除党籍、入狱两年，近20名亲属受牵连。高昂的举报“成本”，让人民群众忘而却步，不敢举报。而腐败行为却可以明目张胆地进行。

　　 看一看诸多贪官的腐败手法，大多没有什么高明之处，也没有过多的隐蔽招数，大多都在群众的议论和掌握之中。依笔者看，这是腐败的迸发期而不是潜伏期。因为监督机制不力，反腐举措还不够得力，所以抓得不力，有的视而不见，许多腐败分子没有得到应有的下场。而群众声音和举报人权益也没有得到重视和保护。

　　其实，说反腐倡廉难也不难，一些官员在港澳豪赌，一出手就是上千万，让当地的富豪都为之动容，许多官员的子女在国外花费高昂的留学费，高消费，动辄一二百万...试想，如果从官员那些不明来源巨额财产入手，从官员的子女亲属经商行为入手，从干部突击违规提拔、招投标、土地转让等问题入手，从群众的呼声入手，从举报人提供的线索入手，采取有力措施查处，贪官污吏们还会这样有恃无恐、明目张胆吗?!

　　人民民主监督机制至少应做到这样三个层次：一是德化教育为基础，使干部不想腐败；二是严密预防机制，使干部不能腐败；三是严厉打击机制，使干部不敢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