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将万圣节称作鬼节，恐怕是因为中国也有一个鬼节，这就是农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今天的农历七月十五，我正好出差去东北，那天到了黑龙江的绥化，晚饭后回驻地的路上，看到路边有许多人在烧纸，烟与火在这座发展颇快的新兴城市里显得极不协调。我不禁想起在海南每年到了这一天，海口市的街头也同样是青烟袅袅，间或还可以看到有人在河里放水灯，同样是一种异样的气氛。

　　对于鬼的敬畏，看来中西都一样。人类学家弗雷泽说，人类智力的发育，普遍经过了法术的、宗教的和科学的三大历史阶段。而前两个阶段都是以科学不发达为条件的。古代的人们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他们笃信在冥冥之中有一种超自然力存在，而且这种超自然力可以左右人们的吉凶祸福，常常生活在人为的“拘而多所畏”的环境中，精神受到多方面的压抑和折磨也就难以避免。比如中国古代就有人认为，人死后其鬼魂仍然附着在生前的名字上，因此，必须避忌死者的旧名而另定称谓，以免说到这个人的时候，鬼魂闻名而返，对生者不利。这大概就是名讳和谥号产生的最初根源。古人往往认为鬼神居住在幽暗之处，于是就在墓地种植四季常青的松柏，形成阴森的气象。松柏也就同时被赋予了辟邪的功能，后来的人们过年时常用松柏枝作为门庭的装饰，以期抵御鬼祟，可以看做是这种风俗遗留的痕迹。古代还有人认为，鬼神总是在夜间活动，拂晓以后就不必再存戒心，所以凌晨报晓的公鸡也被当做了辟邪的祥瑞之物，而夜间活动的猫头鹰因与鬼祟为伍，自然就成了招灾引祸的不祥之鸟。

　　由于敬畏鬼神，人们便产生了种种禁忌。像西方万圣节时孩子们着装挨家要糖的习俗，据说就是古西欧的爱尔兰异教徒们，相信在万圣节前夜鬼魂会群集于居家附近，并接受设宴款待。因而，在“宴会”结束后，村民们就自己扮成鬼魂精灵，游走村外，引导鬼魂离开，避邪免灾。于此同时，村民们也都注意在屋前院后的摆布些水果及其他食品，喂足鬼魂而不至于让它们伤害人类和动物或者掠夺其他收成。后来这习俗一直延续下来，就成了孩子们取笑不慷慨之家的玩笑。

　　在中国，尤其是古代，各种禁忌也多如牛毛。“鬼节”当然不能离开鬼，就说一个鬼魂方面的禁忌吧。南朝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或上屋，见影，魂便去。”意思是说五月是不许上屋顶的，有人五月上了屋顶，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魂魄就失去了。此话何解？因为古人认为身子和影子的长短有关系，人接近死亡的时候影子就会变短；人死后变成鬼，影子就消失了。而五月是一年当中日照时间最短的，尤其是夏至（通常在农历的五月）这一天，在北半球，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白昼最长，夜晚最短，想想看，这时候爬到屋顶，在太阳的照射下，人的身影当然就显得异常短小。古人不懂科学，也就很容易吓得魂飞魄散。由此也产生了对影子的一系列禁忌，比如踩别人的影子常常被认为是对其致命的欺侮。《庄子》里记载：一个叫士成绮的人，在向老子求教时始终是侧着身子跟在老子的后面，因为一旦正过身来，就会踩着老子的影子。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人们对鬼神的认识也逐渐趋向理性。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因为各种不为人道的原因，做着现代人所难以理解的荒唐事。我认识一位海南的官员，就笃信鬼神，一次饭局上，硬是赌咒发誓坚称他曾经在大白天见过一个女鬼，并且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弄得一桌子人直摇头。还有我不认识的为国争光的一些体育健儿，每到大赛来临，就要去某个地方烧香拜佛，赛前的讲究也多了去，这不行那不行，据说国字号的足球队去赛场的车上竟然还不许有女人，说女人上车了就要输球，真是匪夷所思！

　　也许同古人一样，一些人对鬼神的敬畏也是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但我想更多的却是因为对前途的把握不定。做官的害怕丢了自己的乌纱帽，同时还日思夜想着做更大的官，如果自己又没有多大的见识和能耐，就只有求神问鬼。做生意的既怕失去已经获得的利益，又想得到更多的利益（这些既得利益很有可能来得不怎么阳光），也有很高的拜鬼热情。前面提到的国足，历来被诟病为水平不高，挣钱不少；本事不大，脾气不小。除此外，我看还应该加上训练不刻苦，科研跟不上，导致对比赛不是盲目乐观，就是灰心丧气，不知道明天太阳还会不会出来，当然就很容易把自己的命运跟鬼神联系在一起了。

　　看来，对于这些人仅仅是普及科学知识还不够，这恐怕得直面我们在近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所忽视了的一个社会问题，即：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信仰什么，如何去信仰，这是一个比物质需求更能产生巨大社会推动力的极为重要的社会发展问题。

　　由一个万圣节想到的也许有些远了点，权当是一个不谙世事的痴人在说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