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富士康深圳龙华工业园生产一线上作业的，多是一些20岁上下的青年，他们学历不高，辛苦一个月的报酬大概是1000多元。为此他们大部分人每天都要连续站着工作12个小时以上，并且不得说话。富士康的后台老板认为这样的报道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名誉，通过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两名记者的住宅、汽车和银行帐户查封了。

　　在新闻从业者没有法律体系保障的情况下，强势的单位和权利极具延伸的企业特别是“台资”、“外资”等“引进”的企业越来越“霸道”，他们通过行政或者经济的强势延伸，对损害他们利益的记者进行“围杀”。因为如此，传媒业越来越成为一个高危行业，记者再也不是所谓的“无冕之王”，更多体会到的是一种无奈和悲哀。借用被查封财产的记者翁宝的话说，“无论你是怎样的善意，无论你是怎样地努力，无论你是怎样地接近事实本身，任何一方都可能会以法人的身份对任何一个记者的任何报道疑点提起高额的诉讼，并申请诉讼保全查封记者的私有财产。”

　　曾经有人把新闻媒体称作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记者就是这防线的守护者。在现阶段国家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转型时期，媒体除了正常的新闻宣传职能外，更多的承担了社会的公义，民众把监督破坏社会公益职能转嫁到媒体的头上。他们希望媒体在弘扬社会正气的同时，能把社会中不公的事情和丑恶的现象揭露出来，把损害大众利益的丑恶行为揭露出来，有时候甚至有不少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民众，把“伸冤”的希望业寄托在了媒体身上，希望通过媒体的“曝光”来促成问题的解决。媒体承担了太多新闻宣传以外的职能，只能背负民众厚重的期望蹒跚前行。

　　常常听到不少媒体同行的牢骚——现在的压力越来越大：一方面，民众对媒体寄予了深深厚望，希望媒体能够抗起社会公义的大旗，但另一方面，没有行政执法权甚至连自身都没有得到保障的媒体记者，对于相关职能部门“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私人化”的时候只能叹息，有些违规部门甚至设置重重障碍导致记者的调查不能进行下去，甚至记者写好的稿件，一些被批评部门和单位也会千方百计找领导、拉关系把稿子给“枪毙”掉。在新闻法等没有出台的现在，媒体和记者的舆论监督权力很多时候会受到各方的阻挠，民众的知情权力也就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两记者被索赔3000万元一事。中国的民众知道，甚至连要索赔的台湾首富郭台铭都知道，这样的天价索赔两名记者肯定拿不出来，而且郭台铭索赔也找错了主：记者发稿只是职务行为，要真的侵权了，被告的对象也只能是记者背后的媒体，而不是记者本人。同样，一起简单的名誉侵权案件，怎么会如此快的被法院查封财产。对法律我不是行家，但我明白，查封财产适用于经济纠纷案件，而且有严格的程序，是法院行使的诉讼保全措施。对于一起侵犯名誉的官司，法院有甚么理由同时怎么会仓促的将被告的财产冻结。

　　但事实就是如此，郭台铭就是仅仅只告记者侵权，他要的也许就是杀鸡儆猴的效果：看以后还敢再来“找事”。媒体遇到财大气粗的企业就只能“败北”：企业只要银行账户里有一些钱并用此做抵押，然后收集一些记者“侵犯名誉权”的“证据”，就可以通过法院先把记者的住房、账户等财产冻结起来，然后再来看你“侵权”没有。

　　我们知道，记者在采访中，如果为了匡扶社会正义、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肯定会对一少部分人的既得利益造成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宽恕——只要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记者即使报道中有过，也应该对这种行为给与肯定和鼓励：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需要媒体来监督，何况眼下我们媒体的监督力量还很薄弱。如果利用职权或者财力对媒体的监督予以打压，那么将来换来的不仅是媒体对社会不公现象的集体失语，同时也会损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