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被流沙掩进埋的房舍

　　进入新世纪以来，沙尘暴对我国西部乃至东部地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虽说今年沙尘暴对我国北方的影响频率和影响范围都有所减弱，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国面临的生态形势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了。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研究表明，过去几十年里，国家对沙漠化防治工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显示，仅有约10%的沙漠化土地得到了治理，12%的沙漠化土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局部治理、整体恶化”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目前，我国每年荒漠化还在以24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三北地区就占1700多平方公里。尽管造成这局面的形势是多种多样的，但另一种破坏却将直接导致一个地区相当大的范围内，治沙成果的巩固。那就是所谓的政绩背后存在着一系列的隐忧。

　　人口增长的压力是生态建设的第一大杀手。为了生存，所造成的无休止地开荒、乱樵、乱采、滥挖和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直接导致当地土地沙漠化的成因比比皆是。根据1999年统计，在高于全国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11个省、市、自治区中，西部占了7个。新疆全自治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11.8‰，高于全国8.77‰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西北人口密度已经远远超过联合国预算的干旱与半干旱地区每平方公里60人的适宜人口密度，超过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政绩行为的背后决定着生存。于是，“先生存后发展”成为政绩决策失误最好的挡箭牌。人类对自然的超限度开发都成为了必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和边缘，胡杨的残肢断臂无声地控诉着乱樵的悲剧，而这些至今还在不断地延续；从东北到西南、到海拔3500米的青藏高原，到处都还在开发着土地。这些年，仅内蒙古、甘肃、新疆、黑龙江四省区就开垦2900多万亩耕地。其中1500万亩开垦后，种一季或几季之后撂荒，一撂荒就荒漠化。这样形成的荒漠化约占沙化总面积的25.4％；草场退化，过牧、超载、鼠害等等，20年来载蓄量增加了3倍，超载50~150％。如今北方有15亿亩退化草场，有3500万亩草场已成流动沙丘。这占沙化成因的28.3％。这些生态危机四伏的现状里，都有政绩背后操作的影子。
 

图片：高速公路旁的树木

　　采访中，当地的干部群众在如何破解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的矛盾时，常常用“领导要被子（指生态绿化），群众要票子、要肚子”来自嘲自解。事实上，由此直接产生出的恶果是：对生态的掠夺行为远远超过了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是要求看到绿色的效益吗？“政绩工程”的决策是：我们就搞四旁植树。其中，以路边的种植为主攻方向。于是，大量高耗水的树木，在“政绩工程丰厚水源”的浇灌之下茁壮成长；而大量的固沙灌木林带却因经费得不到保障而惨遭毁灭。殊不知，我国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很多地区以干旱半干旱区为主，不适宜大面积森林分布。树木消耗的水分远大于草本植物和耐旱的灌木，象一个个 “抽水机”。虽说在当地干部群众几代人的努力下，长出了不少树木，但这个代价是动用了后代子孙的水资源！我国林业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表明：用树木去阻挡土地荒漠化的效果，远不如用草等适地灌木的防风固沙效果明显。这也是水分、温度和风速等因素所决定的。

　　另外，生态工程建设仿佛是块 “唐僧肉”，每个挨边的部门都插手，缺乏统一、整体的长远规划。这也是另一种政绩工程思想指导下酿造的短期行为的苦酒。生态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的综合管理和统一规划。然而，计划、扶贫、生态、水利、农牧业常常各自为战，形不成合力；甚至一些综合部门对林业建设的特点都不甚了解，但由于“资金在手，权力在握”便吆五喝六，严重忽视了生物建设的连续性、特殊性；至于分散资金，重复投资，互相抵销，乃至交叉统计更是屡见不鲜。建、管、用严重脱节，责、权、利无法明晰。林业系统的单一生产经营行为，也为政绩工程的实施提供了一个温床。一提起生态项目建设，延续多年的主导思想一直是“以林治沙、以林防风、防沙造林”，但对不同类型的沙漠化土地并没有“因地制宜”，而是笼统地以“植树造林”一种措施应对，甚至基本没有在认识沙漠化成因和过程的基础上去制定和实施防治战略。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博士认为：我国至今仍然在大力提倡造林防沙，这主要是认识的“误区”，“绿化祖国”常被等同于“树化祖国”。中国的草原覆盖率为40%，森林不到16%，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种树，在降水量不足300毫米的地方，天然分布的就是草原，硬要改变它，只能付出惨重代价。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内蒙古西部的一个地方，由于多年缺水造成地方一个传统的湖泊干涸见底。为了维护地方形象，有关部门还要往里注水，确保它能够碧波荡漾。但可悲的是，这个并无多大意义的湖泊周围的红柳和湿地却因为灌不上水正在大片死亡。生态投资机制上的不完善、项目验收成果制度的不合理，再加上“集中优势财力、水力、物力造大搞林业样板工程”的思想都对西部地区生态建设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影响。

图片：火车穿越腾格里沙漠

　　我们同样也关注到这样一个现象：一些地方的行政领导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林业生态建设的意识开始逐步增强。《穿越三北沙尘源》采访报道组在新疆自治区哈密采访时了解到：该地区在财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每年的造林力度仍然不断增加，且今年的造林费用已经占到全地区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时，地委书记郭连山在植树现场很坚决地告诉记者：在哈密造林已经从单一的生态行为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了。我们宁肯不搞形象工程、少做点“秀”，也要把林业搞上去。否则，哈密极有可能就是中国的第二个罗布泊。在现场，记者注意到：一条条黑色的滴灌带下，新种植的柠条和红柳开始扎根在茫茫戈壁上；在巴州，若羌县县委书记张亚平不仅亲自起草了《红枣产业发展纲要》，还带动若羌县红枣产业从无到有发展到现在的种植面积超过10万亩。这些行为，都是破开政绩的迷雾，坚持实事求实、科学打造生态工程的一缕缕曙光。尽管来得有些晚，毕竟让我们看到了西部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图片：甘肃民勤：连片固沙植物

　　由此可见，政绩工程的导向不仅影响到现在，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区生态建设和农业、林业发展的方向；影响到未来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发展的走势。因此，决不能让短命的政绩工程左右生态建设的脚步；决不能让缺乏完善机制的政绩工程控制生态建设的最终成果已经成为我们耳边长鸣的警钟。最关键的，还是要靠制度约束机制做保障，靠理性的科学发展观做支撑。这样的政绩，才是经得起人民群众和历史实践检验的政绩，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为后代子孙高度负责任的态度。

图片：阻挡风沙的红柳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