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绩背后，却是令人难堪的环境困局，这两家企业排出的废水严重污染着当地水源，四万亩良田濒临绝产，药渣堆放发酵，恶臭气体时时侵袭14公里外的银川，臭味仍特别刺鼻，百万居民有苦难言。

    在民情的压力下，企业和政府的治理一直在进行，但对于群众百姓来说，环境的不断恶化，使得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污染得到有效遏制”的治污成绩。环保部门的领导道出了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的原委：这些企业均是当地的利税大户，要想处罚或者下发停产通知，不知道有多少说情者，最后谁都不想碰、不敢碰。

    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在中国现阶段是对矛盾，博弈的一方是当地政府和生产企业结成的同盟，另一方是污染的受害者。从双方所掌握的资源来看，这根本就不是一场对等较量。当企业直接间接地成为官员“政绩”，到各种利益作用，生产企业总能视治污为儿戏。

    两个药企经常偷排废气废水，而企业和当地政府从来用不着告诉当地居民，长期生活在恶臭气体里到底有什么危害，也没有人采取什么措施。其实，这一问题已多次被媒体曝光，药企和银川市相关部门也在采取措施治理，但市民普遍反映恶臭污染未彻底根治，市民居住环境继续恶化。银川市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检查期间，市民认为药企恶臭污染问题有望得到彻底解决，但全国创卫评估组专家６月下旬前脚刚走，恶臭便再次“偷袭”。 银川市的某位领导在谈到启元等药业恶臭污染时情绪激动：“是企业弄虚作假，还是相关执法部门处罚力度不够？”

     曾有专家提出，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污染问题，似乎不可行，因为行政会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牵制，或者受到效率的影响。相比之下，经济手段更为有效。在西方国家，政府允许企业发展、赚钱，但企业的行为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否则就要赔偿。如果因为企业的污染而影响到他们的收益，企业必须给予赔偿。如果企业赚到的钱还不够赔偿别人的损失，他就不会继续做赔本生意。

    面对环境污染，政府应该是生态的代言人、环境的代言人。许多有关发展的事情可以交给市场去做，政府要把注意力集中放在宏观调控上，放在生态和环境保护上。作为政府来讲，当各利益集团都不顾外部效应一味搞开发的时候，政府要对地区的长远发展和未来负责，要代表生态说话，代表环境说话。环境质量事关人民的生存。

    在环境恶化的压力下，所有的政治演讲都对污染作出了极为愤慨的表达，并且非常严厉地表示一定会将治污进行到底。但问题是，这样的表达总是给人一种作秀的感觉，现实的社会结果似乎与此背道而驰。污染并没有因为政治表达而有丝毫变化，反而污染的烈度越来越强，污染的面积越来越大，污染的治理越来越困难。

    不难看出，治污之所以没有达到目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污染没有影响到官员升迁和职位调换，这是造成治污乏力几成过场的重要原因。国家吏治制度体系中，并非没有问责制，社会监督制度体系中，也并非没有媒体监督和民众参与，但这些都不能真正有效贯彻。

    在当前“政绩就是硬道理”的官场，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与官员乌纱帽的大小几乎是正比例关系。不能真正地解决好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治污与官员的政治升迁不真正挂钩，那么，污染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银川两大药企的治污到底谁来下狠手？！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