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纷纷，归途漫漫。都说是瑞雪兆丰年，可今年的雪却似乎印证了物极必反的道理。北方的众多地区没有盼来预报中的中雪或大雪，而那些过去很少下雪的地方却第一次领教了雪景与雪灾的差别。尤其是出门在外的人，农民工、学生以及所有急盼着回家过年的人们，被这漫天飞雪阻挡在了归途中，安徽女大学生被挤出站台惨死在火车轮下的新闻，至今仍然让人读来心酸，而风雨中盘桓在广州火车站的10多万旅客，则始终被所有关心他们的人们牵挂。

    大雪无情人有情，中央领导和各地政府在依然成灾的大雪面前不仅表现出了值得称赞的姿态，所看到的各种应急预案和措施也令人欣慰，大家都看在眼里了，笔者在这里不多作评论，倒是“应急预案”以外的事情笔者以为该好好考虑了。

    年年春运年年挤，年年归途如征途。没票的买不到票，有票的上不了车，上车的又因气候等原因上不了路。前年笔者撰写《回家之路何时如坦途》时也不免对交通等部门怨言频生，现在看来，尽管交通部门还可以做得更好，但仅仅靠这些部门的努力是解决不了上述问题的（铁道部胡亚东副部长称：3、5年以后铁路运输紧张状况可望大大缓解，但笔者不敢苟同），毕竟中国的春运动辄十几、二十亿人次，如此巨大的客流又岂是交通部门所能应付得了的？现在已经够难为他们了，况且年年如此，何时才是个头？

    能不能不凑这个热闹？有人说农民工在哪都是过年，留在当地也不是不可以考虑，比如，可以“听从交通部门的疏导和劝告，及早退票，尽早在广东安置下来，调适心情、购置年货、准备过年”（广州日报）。实在要走，也应该尽早调整行程安排，不必一条道走到黑，条条大路通家乡嘛。

    这话看似有理，细一想却不是这样。先说调整行程，车票难买任人皆知，退一万步讲，就算买车票如买冰棍般容易，农民工有那么充裕的时间和金钱去这么折腾吗？更别说拖家带口人生地不熟的，哪怕有一千条一万条大路都通家乡，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最简便最实惠最直接的路就只有一条。至于是不是一定要回家过年，恐怕这不是我们在城里早已安居乐业的人所能体会得了的。改革开放30年了，坚固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让千百万背井离乡进城打工的农民兄弟姐妹们好梦难圆。家，这个能使游子感到安全温馨的港湾离他们竟是那么的遥远。说的轻巧，就地过年，在哪里过？集体宿舍还是大桥下、涵洞里？偌大的广州城，有农民工的安身之处吗？凭什么城里人阂家团圆热热闹闹地在一起包饺子吃年夜饭，农民工就要守着孤灯在凄风苦雨中熬夜？南方日报的鄢烈山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20多年过去了，绝大多数‘农民工’依然是‘农民工’，而不是工人，不是市民；依然只有春节才是不约而同亲友相聚的日子，是相亲与谈婚论嫁、交流打工信息、安排来年生活、处理邻里事务的日子。”对此笔者十分赞同。

    这也就是笔者想说的，现在到了决策层该考虑“应急预案”以外的事的时候了。虽然笔者也知道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难度之大，以至于国家发改委建议在今后三到五年里取消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户口制度，而主管户口问题的中国公安部则坚称户籍制度不会取消；许多研究此类问题的专家都悲观地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将在中国长期存在下去，原因就是城市的既得利益者排斥任何想加入到他们中间的人（其实主要是农民工）。但是，只要认真读一读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所做的报告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中国必须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也就是说无论从解决诸如春运这样的具体问题着眼，还是从中国经济社会长远的发展和稳定考虑，我们都没有理由继续长时间地维持城乡二元结构不变。

    昨天读到北京市民石兆先生写给郭金龙市长的一封信，他谈到了同样的问题，作为一个久居京城的市民，石先生全无鄢烈山所说的“城堡意识”，他呼吁“给予外来人员平等的权利”，“软化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身份歧视”，“取消暂住证制度，给予外来人士同等的工作机会”，“强行规定不允许出现‘本地户口’字样的招聘广告”，“对外来人士的子女实行与北京孩子同样的教育条件”，其言恳切，其意真诚，如此胸怀着实令人钦佩！

     春运的集结号引起了人们对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呼唤，应该说，这才是根本解决春运难题的办法。虽然笔者也知道这也决非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但在作为普世价值的平等、自由等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窃以为再不能等待和观望了，与其在风雪交加和汹涌人潮中仓促应战，不如尽快规划直至逐渐推行实质性的改革。石先生给郭市长的信至少说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给城市里所有的人以“国民待遇”，即便在城市市民中也还是有一定共识的，而多年来推动这种改变的力量也并非单打独斗，重庆、武汉的试点就是很好的证明，只是希望这种改变来的更快些和更好些。靠得住么？人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