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决定从2008年3月到2009年7月在10个省、市、自治区试点在中小学音乐课程中增加京剧内容，一时间引起热议，更因为选定的15首教学曲目中有不少来自“样板戏”，被指与“黑暗、悲惨、罪恶的时代”有关，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你死我活的生活”，是“应该给学生们什么样的教育”和“把学生往哪条路上引领”的问题。

    上纲上线到如此地步，样板戏俨然成了比“萨斯”还要可怕的病毒，孩子们不止是要退避三舍，似乎还应加入到消毒的队伍当中才是。

    不过，笔者也算是过来人（虽然比起某位教授还“嫩”了点），对所谓“样板戏”产生和推广的情形多少也知道一些。不错，“样板戏”在那个年代确实因为旗手的缘故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无论从《自有后来人》到《红灯记》，还是从《芦荡火种》到《沙家浜》，都留有江青插手的痕迹。但这与戏本身何干？

    我们都知道，样板戏的前身是1958年至1964年间出现的“京剧现代戏”，是解放区戏曲改革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新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之一。而“京剧现代戏”，又主要是在“沪剧”、“淮剧”和“话剧”等戏剧形式基础上移植的。尽管由于江青曾组织、参与、经手过这些作品的改编、排练等后期加工的部分工作，于是被打上了“江记”标志，但也无可否认，这些作品首先是原创作者们的劳动成果，并且在运用传统和外国艺术形式表现中国现代生活方面确实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如，借鉴话剧舞台美术形式，用西洋绘画的写实布景、道具、服装，改变了传统京剧重写意、象征的假定性特征；如，有层次的成套唱腔，妥善处理声与情、流派与人物、韵味与形象三方面的关系；又如，以交响化乐队作为京剧的伴奏），艺术上精益求精的精雕细刻等，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改革、戏曲现代化的较高成就。

    “样板戏”在那个非常时期被贴上政治标签，成为四人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工具也是事实，但不能因为否定“样板戏运动”就全盘否定艺术家们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艺术实践，也不应否定具体剧目的艺术成就。如果仅仅因为“样板戏”产生于“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悲惨、罪恶的时代”，就不能让孩子们学唱，那才是真正割裂历史的做法。再说作为试点，被列入教学曲目的就是京剧，即便有的曾经被当作样板的，时至今日，它们也早已脱掉“样板戏”的桂冠，成为“普通一戏”了。何况如前所说，“样板戏”始于文革，其前身却与文革无关，如果只要在那个年代滚过的就要打倒在地让它永世不得翻身，那我们干脆连《义勇军进行曲》也不要唱了，因为即使是文革期间，国歌也没禁止。

    对京剧进课堂，曲目又有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品，有点争论并不奇怪。问题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实事求是地看待对待艺术作品。有不同意见，应该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而不应动不动就扣帽子，打棍子。说到这里，笔者对一些媒体在报道这条新闻时所采取的方式也有点看法，什么叫“强推”？明明说的是试点，而且只选择了部分省市区的部分学校，然后“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向全国推开”。可是在这些媒体那里“试点”却变成了“强推”，这不是欲加之罪吗？而且既然是试点，所选择的曲目、教学方式等也就不是一成不变的，退一步讲，如果试点不成功，停止这项试验也并非不可能。但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一些批评也不是与人为善，而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手法倒颇有点自己文章中所唾弃的文革遗风，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其实，笔者对京剧进课堂在赞同之余，也有几点建议：一是可否改为传统戏曲进课堂？毕竟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仅局限于京剧似乎难以满足学生了解祖国传统文化的需要。二是曲目选择上要多样化，既然是音乐教育的一部分，可否给学校和老师们多一点自主权？三是限于师资等条件的不足，让学生毫无负担地去欣赏，陶冶情操足矣，不必非要学唱。当然，从小就在流行歌曲包围下长大的孩子们如果有足够的兴趣，不管是“样板戏”，还是地方戏，干吼也好，走调也罢，唱唱又何妨？（2008年2月25日写于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