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让人感受到正确信息传播的巨大作用，地震发生后，从中央媒体到各地方媒体都没有保持“沉默”，而是积极主动出击，与相关部门合作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各种渠道向社会发布震情公告，记者流览了受波及省区市的主流网络媒体都在一个小时内发布了简短新闻，介绍了震中和震级，并告知当地不会发生大地震，呼吁民众不要恐慌。与此同时，通过电视滚动字幕、插播新闻、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方式向公众及时、持续发布震情信息，并不断跟进报道，在极短的时间内，消除了国民的恐慌情绪，权威的信息披露止住了可能蔓延的流言。

    新闻媒体在此次汶川大地震突发性事件中打了一个漂亮的首战，表现可圈可点，给我们以更多的启示。信息的发布和透明是处理突发事件的关键，媒体作用巨大。在信息传播中，新闻媒体是有效解决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社会组织、个人与政府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公共工具。《突发事件应对法》从法律上赋予了媒体报道权，媒体可以依法充分进行新闻报道，以满足民众对知情权的合理要求，解决因突发性事件引发的一些问题。

    应对突发事件媒体不能“缺位”和集体“失语”，有时并不是媒体本身的问题，而是官方基于这样那样的考虑和顾虑，要求或限制媒体对某些事件的不要报道。但信息社会，信息传播的速度快于任何一个时候，有时是决策者所无法封锁的。甚至于在真实的权威性的信息不能正常发布时，谣言往往就会在真空中滋生，导致流言泛滥，引发公众恐慌。

    话又说回来，突发性事件“公开什么，公开多少，何时公开”，可以说是完全掌握在管理者手中，除了媒体意外遗漏的情况外，主要还是地方政府出于“维护稳定”或是不影响“政绩”的目的，对事件瞒报、缓报或不报，甚至不会出现新闻管制的行政行为，于是便出现通过手机短信、网络甚至口耳相传等非正常渠道获得消息的情况，结果让流言有了孳生的温床，使公众舆论混乱，小道消息满天飞，会造成人心浮动，影响社会稳定。

    面对突发性天灾人祸，媒体肩负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履行社会公器和“社会良心”的职责，既要担负起及时、准确、全面、公正地传播信息的责任，又要担负起更为关键的舆论监督和引导责任，以及全面解读事件，引导深层次思考，推动社会运行机制更有效、科学运转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