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张金在山西兴县

　　金秋十月，我们刚刚送走了共和国的五十五周年大庆，又迎来了红军长征七十周年纪念日。为了寻访长征的故事，我们敲开红军老战士，原山西省卫生厅党组书纪、副厅长张金同志的房门。

　　房间干净整洁，年届九旬的张老精神不减当年，他声音宏亮，目光炯炯，说到长征，不用多问，70年前的一幕幕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了。

　　长征开始的时候，张老是中央卫生学校学员，他的学员生活是给长征中最后完成的。参加红军和上红军卫生学校，是张老一生最值得自豪的事情。他告诉我们，1915年11月12日他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家境贫寒，只读过几天小学，1928年当朱毛红军到兴宁县大成黄大岗时，13岁的张金就为驳壳队（手枪队）站岗放哨当交通员。第二年14岁时，他参加了红军。他先给县苏维埃主席做通讯员，后又到东江军区任通讯员。因为红军骆达才队中没有卫生员，部队首长派张金到红军西北医院学包扎伤员和用碘酒消毒，1933年1月，组织上又调他从粤赣军区医院到瑞金上中央红军卫生学校，还未毕业，两万五千里长征就开始了。

　　红军卫生学校随全军从瑞金朱坊村出发，在冲破三道封锁线时，由于左倾路线消极防御的“大搬家”，使全体同学的负担很重，三个班的同学（当时张金为三班班长）轮流抬上一台X光机（通过地下党组织从厦门以棺材伪装才运进苏区）长途行军一直抬到湖南宜章才在当地埋藏。之后，三个班的同学分到各部队作实习医生搞救护，张金分到5军团13师39团3营卫生所，直到与四方面军汇合后才回到中央卫生部重新学完课程，当时，卫生部长贺诚兼任学校校长。

　　长征初期，红军在极其危急和险恶环境中，面对国民党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过湘江时，由出发时的近9万人减员到3万人，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可是，全体红军指战员怀着只要跟党跟毛主席走就一定能胜利的信念与决心，克服千难万险，翻越千山万水，坚定不移，勇往直前。长征中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至今难忘。一次在湖南通道县境，红军的李排长身受重伤，董营长命张金和营文书及3名抬架员把伤员抬到群众家里时，部队已经走远了，他们5人追赶部队时，因敌情变化，部队改变路线，而他们仍照旧的路标走，当时距敌人只有一二百米远，幸好遇到我军一名侦察员告诉大家部队行军路线才摆脱了险境。

　　长征中，五军团主要担任后卫任务，过湘江时，五军团损失大半战斗力，激烈的战斗中，每天都与围追的大小股敌人恶战，战斗救护任务十分繁重，卫生所仅三名同志，除了对伤员的包扎外，还要负责对重伤员进行安置。在抢渡金沙江的前一天，离皎平渡八九十里的地方，大家准备夜行军火把连夜渡江，可是又与追敌发生了一次遭遇战，打垮敌人后部队出发了，卫生所仍像以往一样与营管理员、救导员对重伤员进行救护和安置，之后还得追赶部队。长征中，常常是战地救护工作还没结束，不是单独执行任务中遇到险情，就是跑步追赶部队前进。渡江这一天，三人一天一夜没顾上吃饭，因为过江后就是大山，亏得守渡口的部队给了碗饭吃，否则三人连上山的劲儿也没有。这是抢渡大渡河后遇到的大雪山——夹金山，它海拔4900米，比雪线高出1300米。山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寒冷难忍，体弱的同志都爬不过去，张金虽是身体较好的青年人，但因高山缺氧，离山顶四五百米时出现气短呼吸困难、头晕走不动，面色苍白的高山反应，从前面掉到了军团后面，正在这时遇到了军团长董振堂，他下马要张金拉着他的马尾巴走了四五百米才过了山顶，至今张老仍怀念长征路上牺牲的董振堂军团长，当时如果不是他，张老就过不了雪山，也看不到胜利。

　　比雪山更难过的是草地，茫茫大草地是个非常艰险的地方，这地方虽然没有国民党军队围堵，战事不多，可是这里缺乏人类的起码生存条件，没有人烟，没有树木，加之许多沼泽、污泥，人一旦陷进去就不能自拔；由于张国焘搞分裂，把左路军和右路军属于四方面军的部队又拉回人烟稀少的阿坝，行军途中没有粮食，全靠野菜（实际是野草）和皮带，张金吃了三双草鞋一条皮带才得以充饥维持生命。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激起了原中央红军的一部分——五军团等部队的不满，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后，贺龙、肖克、任弼时等要张国焘北上抗日，服从中央，加之中央一再电催，不得已张国焘取消自立的伪中央，重新北上，张金又随着部队三过草地。1935年7月卫生部把医院划归红二方面军领导，张金又随医院到了红二方面军。1936年，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后，张金随卫生学校在陕北最后完成了学业，分配到红二方面军总部卫生所任主治医生、所长。

　　采访结束时，张老深情地说，难忘长征，难忘长征中的红军卫生学校，难忘长征中红军卫生学校的生活。（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