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背景：党益民，43岁，陕西富平人，现任武警交通指挥部宣传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喧嚣荒塬》、《一路格桑花》等四部长篇小说，一部散文集。其中《喧嚣荒塬》获巴金文学院文学奖。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记录了党益民36次穿越西藏的经历。
中广网北京5月30日消息（记者向菲） 2004年，有两本描写新时代军人在高原上牺牲奉献的书接连问世，其中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首版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销售一空，半年时间再版三次，并多次登上畅销书排行榜。这本书被人们誉为“净化人类灵魂，还爱情以圣洁的书
”。而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这部由同一个作者写出的作品，一经面世，更加引起了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的关注，有人把它称为
“当代文学中开放的一束英雄花朵
”。这两本书的出版及其引起的强烈反响在文坛被称为
“党益民现象
”。
之所以称其为现象，不单单是对这两本书直接影响的褒奖，还包含对作者人格的赞扬和写作态度的肯定。现任武警交通指挥部宣传处长的党益民，从一个普通的士兵成长为上校警官，22年里，他先后从相同的和不同的路线36次走进西藏，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一串串深重的脚印，也带回了对生命的体验和一名军旅作家沉重的责任。于是才有了这些流淌着激情与热血的文字。
■一条路的终点，是另一条路的起点。
天堂的路有几条？天堂的路有多远？只有虔诚的信徒知道。
西藏是我的天堂，是我灵魂栖息的地方……。
摘自《用胸膛行走西藏》
党：从我当新兵的那一年开始，我就不断的走进西藏，到现在算起来，大概有三十多次了，我感觉每进一次西藏，我的灵魂都会得到一次净化。进藏的每一条路上，都有我牺牲了的战友们的灵魂。长篇小说也罢，报告文学也罢，我就是想把他们写出来，想把他们的故事告诉所有的人，让大家知道，西藏有这么一支部队，有这么一群不为人所知的筑路兵。
正是这样的想法，促使党益民一次次走进西藏。面对巍峨的雪峰，苍凉的山脉，独特的高原地理文化，使这位筑路兵出身的作家很自然地就把肩上的责任和心灵的感悟结合起来。
解放前，西藏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寸公路，几乎与世隔绝。1950年，十八军从成都开始，一边修路，一边进军西藏，经过四年的奋战，官兵们在高山雪谷间，用生命的代价为西藏人民凿出了一条通向世界的生命之路。1954年川藏、青藏公路通车后，紧接着1956年新藏公路也通车了，在西藏至今没有通火车的情况下，川藏、青藏和新藏这三条进藏大动脉，便成为西藏人民的生命线，承担着95%的进藏物资的输送。而当年十八军的后辈——武警交通部队的官兵们，至今仍然奋战在这几条生命线上。
正在川藏线上抢通的战士
党：通往西藏的三条主要公路上，都有我们交通部队的官兵。青藏线和新藏线都比较平缓，但是环境非常苦，尤其是新藏线环境特别苦，沿线平均海拔都在5000多米以上，大部分线路要穿越阿里无人区。部队上勤以前，无人区里好多地方几乎都没有公路，看不见公路。部队上勤以后，对道路进行了彻底修整，现在基本上是畅通了。原来从阿里到拉萨大概需要一个星期，甚至半个多月，现在最多只需要两三天时间。
川藏线它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一个“险”字，那个地方山高、谷深、弯多，稍不注意就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事情，沿途自然灾害也比较频繁，雪崩，塌方，泥石流经常发生。所以我们说，川藏线是世界公路病害的百科全书。
所以，我说川藏线是“快刀子杀人”，它的灾难都是突然之间发生的；而新藏线不同，是“钝刀子割肉”，它是对生命的蚕食，是一点一滴的，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新藏线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条公路，所以那里最容易发生高原疾病，比如肺水肿啦，脑水肿啦都是一些可以致命的高原疾病。所以这么多年来，在这两条路上，我们交通部队的官兵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一个战士蹲在山崖边正在做午饭，三块石头架着的高压锅“哧哧”冒着热气
■在中国西南部一块隆起的土地上，有一条被人们称为“天路”的公路，那就是通往雪域西藏的川藏公路。
我曾经许多次走上“天路”。每走一次，我的灵魂就会得到一次净化。我的身心像被铺天盖地的皓雪搓洗过一样，抹去了世俗的浮躁与污秽；心灵的窗户像被富有质感的祥云擦拭过似的，坦诚清纯如高原湛蓝的天空。感觉里，我属于西藏，属于川藏线。走在其险无比的川藏公路上，我能感觉到这西藏命脉在怦然跳动。我的一切似乎都被强烈的阳光融化在那片土地上，变成了那里的一块山石、一捧冰雪，一个冰川上的无迹的脚印，一声神鹰的鸣叫。在那里，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活着的艰难和死去的容易。摘自《用胸膛行走西藏》。
22年前第一次进藏的党益民还是一个新兵，当时他眼中的西藏就是陌生和神秘的代名词，跟“牺牲”这个词一点联系都没有。而当他真正走进西藏时，党益民才有了亲身体会。
党：第一次去西藏是八三年，当时我当兵不久，在机关当打字员，机关要求新兵都要到青藏线上去锻炼，那时候部队在那上面施工，我被分到了唐古拉那段工地。第一次翻越唐古拉的时候，就出了问题，也可能由于高原反应吧，吉普车就开锅了，司机下来给水箱加水，他到附近的冰河里凿冰取水的时候，我下车想方便一下，可是没走几步，就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慢慢地醒过来，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弄不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过了好久才缓过劲来，当时我才发现自己的额头磕出了血。
许多人倒下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党益民是幸运的，他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这次经历，让党益民刻骨铭心，也让他感受到了高原缺氧的厉害。而更让他难忘的是，他在那里还听到了一个故事。
党：在那个地方，我听说一个故事，有一个汽车兵，有一次去执行任务，在半路上就遇到了暴风雪，被困在了那里，几天几夜没吃没喝，最后昏死在驾驶室里，后来有一个牧羊的藏族大嫂路过那里才把他救了。当时他已经冻僵了，这位大嫂就把他的双脚暖在怀里，整整暖了一夜，才把他慢慢暖醒了，这个事情令我很感动，于是我就用三天时间，完成了我平生第一篇文学作品。
党益民说的这第一篇文学作品就是他的短篇小说--《姐弟情》，当时在《西藏日报》发了整整一版。心灵的共鸣，相似的感受，时刻与死神遭遇的恶劣环境，促使他完成了自己的这篇处女作。从此以后，党益民把雪域高原的经历和感受，写成了一篇篇感人的小说，散文，一首首动人的诗歌。
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武警交通部队里所发生的许多故事，都成了党益民创作的源泉。军校毕业后，他当了新闻干事，开始一次又一次地走进西藏。有时一年里要进藏好几次。
战士们在觉巴山上排除坍塌在路上的石头
党：89年部队在中尼公路上施工，正在打通一个叫老虎口的地方。当时我扛着摄像机去工地上采访，当时风很大，底下是万丈深渊，上面是悬崖绝壁，大风一吹，上面的石头不断地往下掉，就是在这种危险的条件下，战士们仍然坚持在那里施工。指导员怕我被石头砸了，给我戴了一顶安全帽，他劝我说，你抓紧拍吧，拍完以后就赶快撤下去，这里太危险。当时那个地方有一个代理排长，他叫黎卫芳，他正在带领战士们在打风钻，指导员说，他已经跟了两个班了。
我感觉这个排长不错，我就把镜头对准了他，可是因为灰尘很大，根本就看不清他的面部。拍完以后，指导员叫我往下撤，我刚撤下来几十米，就听到上面发生了大塌方，我扭头就往山上跑，跑到半道上，看见一个兵背着一个人跑了下来，我当时吓慌了，我问是谁，他说是黎卫芳，我当时一下子就瘫坐在地上……
在《用胸膛行走西藏》这本书里，党益民写下了这个叫黎卫芳的排长。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天黑的时候，黎卫芳被送到了30里外的县医院。医院条件很差，又没有电，几个武警战士在急救室里举着蜡烛为医生照明，滚烫的蜡油流淌在战士们的手上，他们也全然不知。有个新兵一直在哭。下午排长刚把他替下来就出事了。他哭着说，黎排长是为了保护他才出事的。从江苏来的援藏医生在紧张地抢救着黎卫芳。我用颤抖的双手拍摄下了整个抢救的过程。然而，黎卫芳还是走了。指导员蹲在地上，孩子似的大声痛哭。泪水弥漫了我的双眼，我再也拍摄不下去了。急救室外黑暗的走廊上传来士兵们的哭声……
掩埋黎卫芳的时候，战友们怎么也给他穿不上刚刚领到的军官皮鞋，因为他的腿和脚已经肿得失了形，脚比平时大了许多。这是黎卫芳平生第一次穿军官皮鞋，也是最后一次。最后，战士们只好把皮鞋剪开，流着泪为他们的排长穿到脚上……
党益民说，整理黎卫芳的遗物时，他在黎卫芳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他写给妈妈的一句话：
妈妈：
站起来，我是您的希望；
倒下去，我是您的太阳！
党：眼看着一个生命，在我面前，在自己面前慢慢地就这么消失了，这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我没有想到，我给他留下的人生的最后一个镜头，竟是一个满面灰尘，根本看不清眉目的形象。
党益民告诉我说，他拍黎卫芳的那盘录像带，至今还保存在他的资料柜里，但是他再也没有拿出来看过，因为他不忍心去打搅已经安息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