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背景

    徐惟诚，笔名余心言，安徽芜湖人。1930年出生，１９４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历任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上海《青年报》总编辑，《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共青团中央候补书记，《北京日报》社长、总编辑，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全国第八届政协常委及学习委员会主任，全国第九届政协委员。著有《给小红的信》、《说修养》、《人生探索》、《余心言文集》等著作70多种。

    徐：我整个一生除了做宣传工作、做青年团工作，我就是喜欢孩子，我就是研究孩子，我给孩子写了几十本书，孩子要做好人，孩子要做自食其力的人。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张小艳。这充满爱和希望的声音，是一位慈祥、睿智的老人发出的。2006年，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在一个摆满了各种书籍的房间里，76岁的徐惟诚老人微笑着与我聊起孩子、聊起过去。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套精美的儿童图书，这是从去年开始一直在孩子中间广为传阅的《中国儿童百科全书——上学就看》。

    说起这套书，徐惟诚如数家珍、神采飞扬。

    徐：我们最重要的不是知识多不多，而是通过看这个书，使孩子能够得到对知识的兴趣。有了兴趣，他想要的知识都不够，找知识的方法还不够，就养成找知识的习惯。这个书，去年是我写的——这是知识的海洋，这里边有很多无穷的宝藏，但更重要的是给你三个宝贝：对知识的兴趣，寻找知识的方法，寻找知识的习惯。

    《中国儿童百科全书——上学就看》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策划、编辑才出版，它图文并茂、成语、英文、短句适当穿插，不仅适合孩子的阅读习惯，而且将孩子的自我保护、隐私权、生存权等都细微地传达了出来，儿童教育和出版界的专家对此早有盛赞，这套书也获得了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在内的许多奖项。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是徐惟诚最早提出了编辑出版这套书的创意，是他给这套书起了“上学就看”的书名，为编辑出版这套儿童图书，作为总策划、总编辑的徐惟诚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少儿读物编辑部主任程丽华曾经告诉我：

    程：他一直很关注我们这套书，他关注的东西很细，有时候细到比我们编辑还细的程度。就是编这个《上学就看》的时候，我们有一部分样张做好了，拿给他去审，他一张一张地看，他觉得每一张都很漂亮，但是他又觉得呢，哪个地方好像有点不大对劲，他就给我们提出来，不同的版面你要有变化，这样的话，就给孩子看书有一个跳跃感。因为孩子精力集中不会很长时间，那样的话呢，他就有兴趣来看书，他一下子就把这说到点儿上了。你想想70多岁的人了，年龄上比我们长，但是比我们更深地了解孩子。

    1996年，66岁的徐惟诚告别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领导岗位后，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总编辑，这十年，最牵动他心的就是为儿童、少年出版百科全书。

    是，其实从少年儿童百科立项开始，他就一直很关注这个事情，从第一套书出来，一直到第二套书出来，就是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阶段，他都特别关注的。他长期以来一直特别关注儿童的教育这一块儿，那么儿童百科全书呢，也可以说是他（退休以后）想得最多的一件事情。

    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一位本该安度晚年却仍然忙忙碌碌的长者，为什么偏偏对儿童、青少年的图书特别关注，对他们的教育情有独钟呢？这要从徐惟诚的人生经历说起。

    记：你是安徽芜湖人，1930年出生的，那您幼年的家庭环境怎么样呢？那时候是不是从小很喜欢读书？都读什么书呢？

    徐：我小时候还是比较幸福的，我父亲给我买很多书，他十四岁做学徒，他的英文学得非常好，他的算盘学得非常好，他成为当地银行的一个很好的职员，他就认为孩子应该知道很多东西，所以我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我父亲就给我买了一套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的《小学生文库》、一个书柜子。当时，我对书有兴趣。我七岁的时候念二年级，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很快就打到我们家了，我们就逃难了。逃到安徽巢湖边上一个村子里，很快在那个地方也呆不下去了，再逃难。

    记：在逃难的过程中有没有带着书呢？

    徐：没有，一路上有尸体，有日本的飞机轰炸，就这样逃到武汉，在武汉住了几个月，天天看见空战，日本人的飞机、苏联的飞机就在天上那么地打。那么我呢，在防空洞里发现了一本书——《三国演义》，我还没有学过文言文，就囫囵吞枣地看，在当时的条件地下，这本书对我的触动很大，就是诸葛亮真了不起，如果中国多几个诸葛亮就好了。

    在徐惟诚幼小的心里，他渴望着中国的强大，渴望着中国人有自己的飞机，打败日本，而中国人要想有自己的飞机、有本事，还是要读书。

    徐：我的父亲用全部积蓄买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航空公债，为了自己国家有飞机呀，差不多等于倾家荡产。当时，我想如果中国人文化高，有本事，我们也能造飞机，我们就打得过日本人，就不会被人家欺负，这个时候，我心里想，我将来长大了，我一定做一个小学教师，做一个到农村去的小学教师，就是我那个巢湖边上的小伙伴们，他们没念过书，我要到那个地方去教书。我当时的思想就这么一个思想，但这个思想很快受到很多打击，第一个打击就是我的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语文老师，我非常佩服她，一个好的老师。但是，我慢慢知道这个老师只有一件旗袍，她必须在礼拜六把这件衣服洗干净，在这一天晾干，然后礼拜一穿上，给我们上课，她没有第二件，一个小学教师就穷到这个程度。第二个打击就是班上有一个永远考第一名的同学，因为他父亲死了，她母亲给人家当佣人，他也只好小学毕业去做学徒了。这两件事情对我打击很大。

     初步感受到穷人疾苦的徐惟诚进入中学以后，开始和同学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一起办免费的夜校。

    徐：因为上海当时有很多逃难来的穷人，我们就到那个地方，我们自己筹一些钱给他们买课本，学校支持我们，晚上课堂不用的时候，让我们免费用，不收水电费。我也很努力去教书，但是教着教着，来的学生越来越少，我以为是我们教得不好，我们就访问学生，访问的结果是人家没有饭吃，所以他没工夫来上学。你免费给他供书，他也没时间来念，得帮爸爸妈妈干活。这就叫我受到更大的打击。

     面对一连串的打击，徐惟诚感到只有革命才是救国的唯一一条出路。

    徐：在我十五岁的时候，抗日战争胜利了，1945年，就看到胜利的政府糟糕透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转变了，要换一条路，我要革命，推翻政府，推翻制度。

     记：十五岁的时候已经有了参加革命的这种意识了？

    徐：当时不知道共产党，十六岁知道共产党，入了共产党，这个之后就不想教育了，到了解放以后，我这一生很遗憾的是没有给我分配过做孩子的工作，少年儿童工作没做过。

    记：你为什么觉得遗憾呢？您喜欢？

   徐：我喜欢。我刚才就说过了我就想做小学教师，做山区的小学教师。当时我是做青年团工作的。1947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在地下党参加学生运动……

    后来，徐惟诚相继考上了上海的三所大学，每进入一所大学，在那里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后，他就因新的工作需要或形势所迫离开了学校。解放后，在上海团市委工作的时候，他还一直惦记着再去学校读书。

    徐：我就打报告要求念书，每年（领导）都跟我讲：今年太忙，明年去吧，打了五年，都说明年。到1956年，我就死心了，我觉得不可能有指望了，再打报告也没意义了，然后开始自己念。

    徐惟诚按照当时的大学课程，制定了详细的自学计划，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不仅读了大量的书、撰写了论文，还开始给孩子们写书。

    第一本是59年开始写的，就是《给小红的信》。那时候，我有个朋友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社长，我就建议他给孩子出一点思想修养方面的书，他说找不到人写，我说不可能呀，这个应该有人写，他说要不你写，就将我的车，我说既然找不到人写，那就我努力去写一本，那本书出来发行非常好。

    记：小红有具体人吗？

   徐：没有，是我想象的，就是用通信的方法，把少年的修养问题写了十封信，编了一个小册子，发行到六十万。

    记：六十万在当时已经是发行得很大很大了？

    徐：很大了。当时没有什么系统发行呀，就是摆在书店里卖，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组织了一个批判《小红的信》的联络站，那我的这本书就是散布黑修养。

     因为《小红的信》，徐惟诚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关了一年的牛棚、后来又被送到干校，在大别山区劳动了三年半的时间。

     徐：那一段我觉得我收获很大。我知道我国的农民是怎么样的，我知道中国农民是怎么过日子的，中国的农业生产是怎么做的。第一天干活，我就在大堤上，干完了就坐在那休息，旁边就长着草啊，地上呀，我就问人家这是什么草？人家说不出来那是什么草。我看各种各样的草，我一个也说不出来，我说我有什么知识？我什么都没有，那我就下决心把所有的草都认识。我把我们那个地区（黄湖），所有的植物全都调查过一编，做了卡片三百几十种，它属于什么学科，当地的土名是什么？生长的习性是什么样的？有什么用处？我离开的时候，对当地的植物认识得比任何一个老农认识的都全。但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了农民是怎样生活的。

     在农村，徐惟诚学会了插秧、犁地和割麦，在和农民一起劳动中，他体验着农民的疾苦，劳动之余，在油灯下，他读了大量的书，1978年，回到城里的他，仍然不忘给孩子们写书。（上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