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回到城里的徐惟城又萌发了给孩子们写书的念头。

     徐：写的那个小书，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就看到它还是有用的。28分20：有的人是有手抄的，手抄本留下来，有的是凭记忆，因为文革那时候书被没收了，现在自己背出来的内容，再用油印刻出来，印给孩子看，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觉得还应该给孩子做书，这个时候，我看到孩子的问题是什么呢？教育恢复了，恢复了之后，孩子都不会学了。

    记：那时是78年了吗？

    徐：是78年了，孩子都不会学了。又写了一本书，也是通讯的形式，叫《祝你学习好》，讲学习的方法，怎样才能记得住呀，这类的内容。

    记：那这时您做什么工作呢？

    徐：在北京的报社做总编辑，这本书也卖了60万以上，拿了200块钱稿费，我很开心。

    记：因为自己在文革以后又写了书，重新出版了对孩子有用的书，为这个开心？

    徐：很高兴的，当时是整个文化都荒漠了，儿童的文化更少，我当时发了一个誓言，每年给孩子写一本，大概一连写了20多本给孩子的书。

    记：为什么要立下这样一个誓言？还是因为您在少年时候就想当小学老师？想做孩子们的工作的这种想法，热爱孩子们的这种想法？

    徐：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孩子没有书看是个不可容忍的问题。

    文革结束后，一直关心少年儿童的徐惟诚在《中国少年报》以“知心姐姐”的名义给孩子们写信、回信，共同探讨他们成长中的问题；同时，他每年都在为孩子们写书，一直写到1996年，他离开中宣部的领导岗位，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总编辑。

     徐：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写一本书意义已经不大了，这时候，孩子的书已经很多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像百科全书这样的、好看的书，基本上都没有。当时好看的、知识面多的书，基本上是国外的版本，但是引进来的那些书缺点很多，最大的缺点是不适合中国人的需要，当时也有一套百科全书，很畅销的，我的孙子看，他看了回来跟我说，差不多每一页都有错，我说这怎么行呢？后来我到百科全书出版社，第一次和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社长，副总编辑谈话，我就提了一个建议，要出儿童百科全书，出最好的儿童百科全书，是最适合中国孩子，中国孩子最需要的。

    记：那您当时已经66岁了，已经步入人生的晚年了，您仍然觉得有很多很多应该重头开始做的事情？

    徐：当时这件事情一做就做了五年，很难，非常困难。原来以为很容易，但实际做起来非常困难。

    晚年的徐惟诚因为有了几十年的人生积淀和生活积累，对很多事情早已成竹在心，但是，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以后，他对出版儿童图书这件事情非常慎重。

    徐：就是孩子到底需要什么？过去我们这个出版社，出过青少年版《百科全书》，我们拿过来一看觉得不对。青少年版，什么叫青少年？青少年的年龄差异是很大的，几乎每年，他的兴趣、爱好、知识都是变的。你的这本书从青年到少年都适合？没这回事。觉得不对。这本书定在给谁看？给太小的孩子看的书，我们定不下来，没本事。大一点的孩子，还有大人的书可以看。这样先编一本9岁到14岁的书，但是9岁到14岁的你要给他看什么东西？到底是知识多一点好？还是图多一点，字少一点好？我们所研究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为什么外国来的书人家欢迎？人家图多。但是，图多我们的编辑就不容易接受，觉得知识含量不够。我们研究孩子接受的知识是什么样的知识，他怎么认识世界？直观的认识跟抽象的文字它们互相的关系，一个直观的图里边所包含的信息有许多是文字不能够表达的东西。

    记：那您和编辑是怎么研究和调查的？自己怎么做？

    徐：不断地讨论，就是不断地讨论。

    记：是不是也邀请一些家长和孩子讨论？

    徐：那些是他们去调查。孩子的认知是怎样认知的？我们提出一个观念，我们这个知识要打碎，要把知识打碎。这个知识打碎是很不容易接受的，一个知识完整地讲出来，这是编书的人容易接受的，作者也容易接受的，打碎的是不容易接受的。

    徐惟诚和大家仔细研究儿童的认知心理和阅读习惯，他希望作者和编辑们在写书和编书的时候，都从孩子的角度看问题，多研究孩子的心理。

    徐：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编书的人和写书的人都是大人，虽然他是从孩子长大的，他已经忘记了。讨论的时候，我就给他讲故事，妈妈出去，女儿就很愿意跟着妈妈走，走啊走啊到了百货公司进去买东西，女儿也跟进去了，跟进去了不到20分钟，女儿说：妈妈回家吧。妈妈就觉得很奇怪，那么好的商场，琳琅满目，你怎么就要回家了？我说问题在哪呢？妈妈是一米六，她看见的是琳琅满目的东西，孩子只有0、9，他看见的全是人的大腿，妈妈看见的好看，孩子看见的全是大腿，不好看。这有什么好看呢？所以妈妈就不能理解孩子，所以我们编辑一定要到孩子当中去，要蹲下来，要了解孩子是怎么看世界的。

    记：不要有视野屏障。也不要有心里屏障。

    徐：那么孩子的注意力不可能集中，他要转换要变化，要把最佳的换到次佳的，你全是最佳，他就不接受了，困难主要在这一类东西上面，能知道孩子是否能接受，这是最大的难处。

    徐惟诚认为要把知识打碎了给孩子，要让那些打碎了的知识变成孩子手中的积木，让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想象力和兴趣，搭成他们希望的高楼大厦，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念。

    徐：我们最重要的不是知识多不多，而是通过看这个书，使孩子能够得到对知识的兴趣。有了兴趣，他想要的知识都不够，找知识的方法，还不够，养成找知识的习惯，所以这个书，去年是我写的：这是知识的海洋，这里边有很多无穷的宝藏……但更重要的是给你三个宝贝，这三个宝贝就是对知识的兴趣，寻找知识的方法，寻找知识的习惯。看过我们这个书的孩子，只看我的书不满意了，那么我们就高兴了。我说我们编书什么叫好呢？好就好在我的书，他不够看，他要看别的书，这才算编好了。

    因为太慎重，因为是第一次，徐惟诚和编辑们在这套儿童图书上付出了比其他图书更多的心血。

    徐：包括我们画出来的版面，也研究怎样弄得最好看，那么要寻找弄到最好的图，这个是要花钱的，这都不是最重要的，这个版面编出来，这样好不好？那样好不好？最后这样好，定下来了。定下来了，这一章好，我也满意了，然后陆续不断地拿出20个样章一起看，我又不满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满意？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后来我把它摆在一起，差不多摆在那一个多月了，反复看，想来想去，这每一章都是最好，图是最美的图，图的摆布都是一个主图在中间，有很多小图在边上，是这样摆布的，这样摆布效果最佳。如果20章都是这样摆布，孩子就视力疲劳了。要有一部分不是最佳的，才可以达到总体最佳。

    经过5年的时间，2001年，《中国儿童百科全书》终于和孩子们见面了，这套主要给9岁到14岁的儿童看的书，受到了孩子们的特别喜爱。2002年，徐惟诚又和大家策划出版一套给6岁到9岁的孩子们看的书。

    除了注重开发孩子的发散思维能力以外，徐惟诚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理念，那就是为6到9岁的孩子们编的这套书要达到亲子交流、家长和子女互动学习的效果。经过他和大家的反复探讨、修改，2005年，《中国儿童百科全书——上学就看》终于问世，发行量很快达到50万册，孩子们对这套书爱不释手。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读到他们喜爱的书，徐惟诚主张把书的定价定到最低，他说，为儿童、少年出版的百科全书，赢利不是目的；这些年来，他发动社会力量为孩子们买书、捐书，为偏远贫困地区的孩子送了几百万册的图书，其中，《中国儿童百科全书》就送了几万套，他自己也经常从工资中拿出钱来为偏远山区或打工子弟的孩子买书，亲自把书送到他们的手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编辑们都记得这样的事：

    程：我们《儿百》新出来以后，他自己拿钱买书送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大别山区的一个老师来电话说，那个假期他的宿舍就成了图书馆，孩子们非常喜欢，还有一次，他去送书，下了车，趟着泥水，什么也不顾，就送书去……

    在76年的人生岁月中，徐惟诚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孩子，心想着孩子，他有四个子女，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徐惟诚没有时间陪伴他们，谈到他们和孙辈们，徐惟诚只有两个愿望。

    徐：孩子要做自食其力的人，就是有饭吃，不害人。我们只有这两个愿望，其他的愿望没有，因此我们不需要托人把孩子送到哪个好的学校，因为那个不是我的愿望，他每一个决定权都是他的，但是决定的后果是苦是甜也是他的。

    记：应该让他自己做决定，为自己负责？

    徐：决定的后果让他自己承受，虽然他不可能承受100%，他承受20%也要让他承受到。

    经过了76年的人生岁月，现在的徐惟诚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年富力强了，但是他依然魅力独具，内心依然年轻。我采访他的那一天，他告诉我，他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中国儿童百科全书》、《中国儿童百科全书——上学就看》这两套书出版以后，2006年8月，他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编辑们又编辑出版了《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现在，他们已经开始着手编辑出版第四套给儿童的图书《好问题百科全书》，明年年初，这套书就有望与孩子们见面了。现在，在紧张的编辑、出版工作之余，徐惟诚还经常到孩子们中间去，到偏远的农村去，哪怕是翻山越岭，哪怕是趟着泥水、淋着风雨，他也要把书送到孩子们的手中，把知识送到孩子们的心里，对于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和进城来的打工子弟，他更是倾注了更多的精力和感情，他的心总是在想着中国的孩子们。

    徐：因为中国的孩子有一亿多，还有很多孩子不知道这个书，或者说不能够得到这个书，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孩子去看到这个书。

    记：你还是在时时刻刻想着孩子们的事情，时时刻刻在关心着孩子们的未来。

    徐：对呀。没有一个共产党人不关心孩子的，如果你是真的共产主义，你就要相信孩子，就要关心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