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广网北京3月11日消息（记者 李歆 朱珊） 凤凰卫视掌门人刘长乐一直致力于将凤凰打造成全球最大华语网络，这本身是信息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一部分，其中也包含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议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网记者李歆、朱珊就这个话题从传播方式、传播主体、传播障碍等几方面对刘先生进行了采访。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李歆正在专访刘长乐

    记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有比较强烈的异化性，有很多的不同，外国人在接受中国文化的时候会不会报以猎奇的心态，那些文化有优越感的外国人，你认为他们会如何却接受中国的文化？

    刘长乐：我们大体上可以把文化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样比较好确定一些。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刚才你提到异化性的问题是完全存在的，西方文明的至上主义观念在西方人的脑海中是根深蒂固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种现象就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在不断地提升，它带来非常直接的一个效果就是外国人开始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刮目相看了，比如说我们凤凰卫视做了十年了，十年初的时候，我们在海外做凤凰和现在做大不一样，现在我们当然不能说达到像CNN这种强势媒体的地位和作用，但是比起过去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你讲到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不屑或怠慢正在逐步地改变。

    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西方的传统观念中对东方的蔑视可能会存在很长的时间。这种蔑视可能还不光是由于实力增长就可以消除掉，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包括了他们的种族主义倾向，包括了他们所谓西方文明观的价值观本身所带来的根深蒂固的这样一种优越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中华文化的弘扬者、推崇者，要向全世界去宣扬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布道的话，我觉得先做好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融很重要。不要一开始就用特别民族化的包装去表现，这是很重要的。凤凰卫视就是一个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因为我们合作伙伴的前身是美国的新闻集团，是一个美国化的公司，凤凰跟他们合作了以后有了凤凰卫视的中文台和凤凰卫视资讯台，这实际是西方和东方文化的统一和融合，这种融合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比如说中国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但是西方文化的包装，包括他们的技巧和独特的手段，在这样的交融下，我觉得凤凰卫视非常好地应用了这种包装，或者说这种技巧，但是又非常准确地把凤凰卫视所弘扬的那种中国文化布道了、弘扬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创造。

    记者：你谈到对方传播的内容和外壳包装的形式的连动问题，可不可以这样说，本土化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可以做这样的判断吗？

    刘长乐：我觉得向海外宣扬中华文化，目标就是要宣扬中华文化，所以这个本土化是肯定的，但是外壳的包装是用什么方式就不一定非常本土化，比如迪士尼拍摄的《花木兰》，完全是用了好莱坞的技巧，但是包装的是一个中国的故事，当然有的中国人认为这是不是丑化了中华文化？或者把中华文化异化了？这种情况是有争议的，我个人的看法是，不管有什么样的异化，宣传了总比什么都没有做要强。比如说《花木兰》，如果没有迪士尼这样的包装，《花木兰》也不会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当然如果有更中国的包装，中国人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一些，但是外国人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就不一定，比如很多日本人觉得《艺妓回忆录》是中国人演、美国人写的，所以根本不是日本的，虽然它的内核是日本文化的道性，但是他们不认为他是日本的，这和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来弘扬中华文化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在弘扬中华文化的时候并不是由美国人写中国文化，并不是由美国的导演、美国的摄影师拍摄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本土化素材采取了一种国际化的包装，可能能够起到更好的效应。

全国政协委员刘长乐

    记者：关于对外传播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类型的人才适合，有没有具体的几个标准？

    刘长乐：对外传播从技术角度讲有一些不同，比如说语言的问题，要说用汉语的传播，障碍比较小，但是汉语传播的空间肯定有限，传播的空间要不然就是完全懂华语的人，要不就是正在学习华语的人群。在人才方面，我认为可能更国际化的视野是一个基本的考量，除了语言的能力之外，也是一个考量。同时我觉得要有非常好的阅历，就是说你要了解到海外的人的口味，他的需求，他需要什么，如果你完全是对牛弹琴，用这样的一种传播方式，很可能它的效果就会事倍功半，所以我觉得，人才的选择可能基本条件还是应该像我说的前面这三条比较重要，当然这都是技术层面的，他的专业素质和他的其他的专业技巧是另外的问题。

    记者：你说具备这三类标准的人才相对来讲是比较稀缺，并且比较高端，这些高端的人又未必愿意做媒体行业，你如何吸引他们到媒体行业？

    刘长乐：我和你的感觉不一样，我现在每天都要应付很多想到凤凰卫视求职的人，通过各种渠道求职，我现在很头疼。你也知道凤凰人比较少，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不过一千人，没有达到一千人的规模，尽管我们做的事情比较多，所以我们这个舞台承不下那么多的人，当然我们有一个好处是有选择精英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现在我们讲外语的人才已经相当丰富，中国会英语的人，学习英语的人已经是空前了，这是绝对的，包括改革开放前任何的一年也达不到现在的英语能力。像专业的能力，学传媒的人也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甚至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多的传媒大学和学传媒的学生，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资源。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有在海外学习和在海外工作的经历，我倒是觉得，在我们现在的人才中，关于中华文化的底蕴，或者说中国文化本身的底子目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这跟过去比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缺欠。当然我也不排除也有很多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非常钻研的年轻人，但是像过去那样那种大量的对中国文化，因为那时候可能不学别的，那样的人才可能我们现在在这方面是缺憾的。所以我觉得，弘扬中华文化，如何让真正的文化人去做，可能还应该借用一些力量。比如这几年我们借用了李熬，陈文谦，比如像余秋雨老师这样的人，一些外聘的人，在中国文化上最精英、最TOP的这种人才，我们用了part time的方式，一种契约的新的形态跟他们做这方面的配合。我觉得这对我们在中国文化传播方面的底气不足是一个很大的补偿。

    记者：最后请教一个问题，目前在传播上，凤凰卫视和样式是比较重要的力量，凤凰卫视和央视相比，自己的优势在哪里？有哪些优势？
 

    刘长乐：央视是一个国家电视台，它所代表的主要是国家的声音，当然现在它已经非常非常大众化，也代表了很大的中国民众的利益。凤凰卫视是一个民间电视台，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民间的商业电视台，它的民间性、平民性可能更重要一些，换句话说，中央电视台代表着我们政治体制最高端这部分的声音，而我们很可能更草根一些，代表了民众，当然我们在理念也是非常相通的，所以我觉得作为凤凰卫视来说，它的这种平民化的视觉，可能在传播内容方面会有一定的区别。除此之外，凤凰卫视又是一个以两岸三地，即泛中华为自己基础的电视媒体，我们的电视人也是由两岸三地的人组成的，不仅代表了中国大陆民众的声音，还相当程度地代表了香港，或者包括台湾和全球华人，作为一个整体上的全球华人的这样一个群落、部族的共同的道德观、价值观。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讲，凤凰卫视的声音定位可能更多元化一点，它的取向可能更泛中华，更泛国际化一些。